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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愁
目录索引
一、余光中生平简介 1
二、 《乡愁》节奏划分 1
三、 《乡愁》赏析 2
四、阅读延伸：余光中走了，只留下一片乡愁 3
五、阅读延伸：追记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文化乡愁历史情 5
五、阅读延伸：余光中永在 8
六、阅读延伸：从母亲到外遇 10
一、余光中生平简介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因母亲原籍为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1952年，余光中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 LOWA ）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其间两度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开始，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他驰骋文坛超过半个世纪，涉猎广泛，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大家、著名批评家和优秀翻译家。出版诗集21 种；散文集 11 种；评论集 5 种；翻译集 13 种；共 40 余种。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
2、《乡愁》节奏划分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注：诗歌节奏划分据具体朗读情况而定，此划分仅作参考用。
3、《乡愁》赏析
该诗情深意切，既渴望了祖国的统一，又将乡愁描写的淋漓尽致。正像中国大地上许多江河都是黄河与长江的支流一样，余光中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中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同时，台湾和大陆人为的长期隔绝，飘流到孤岛上去的千千万万人的思乡情怀。余光中作为一个离开大陆三十多年的当代诗人，他的作品也必然会烙上深刻的时代印记。
《乡愁》一诗，侧重写个人在大陆的经历，那年少时的一枚邮票，那青年时的一张船票，甚至那未来的一方坟墓，都寄寓了诗人的也是万千海外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而这一切在诗的结尾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有如百川奔向东海，有如千峰朝向泰山，诗人个人的悲欢与巨大的祖国之爱，民族之恋交融在一起。而诗人个人经历的倾诉，也因为结尾的感情的燃烧而更为撩人愁思。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白玉苦瓜》序） 余光中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全诗共四节。一方面，诗人以时间的变化组诗：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四个人生阶段。另一方面，诗人以空间上的阻隔作为这四个阶段共同的特征：小时候的母子分离——长大后的夫妻分离——后来的母子死别——现在的游子与大陆的分离。诗人为这人生的四个阶段各自找到一个表达乡愁的对应物：小时候的邮票——长大后的船票——后来的坟墓——现在的海峡。由此，看到这首诗以时空的隔离与变化来层层推进诗情的抒发，构思极为巧妙。
诗人精练地提取了几个单纯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四个意象是单纯、明朗、集中、强烈。它们又是丰富的，即不是堆砌而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这四个意象把本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乡愁”物化、具体化，通过“托物寄情”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些意象和“这”、“那”这两个简单的指示代词联接在一起，巧妙地将彼此隔离的人、物、时间和空间，将愁绪的两端紧密融合。若有若无的距离和联系，给那些整日在相思、别离和相聚阊奔波的人们一种强烈的共鸣，给人们一种难以言表的哀愁和欢欣。诗歌以时间的次序为经，以两地的距离为纬，在平铺直舒中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引起人们无限的哀愁和无尽的相嗯。
诗歌在艺术上呈现出结构上的整饬美和韵律上的音乐美。在均匀、整齐的句式中追求一种活泼、生机勃勃的表现形式，在恰当的意象组合中完美地运用语词的音韵，使诗歌具有一种音乐般的节奏，回旋往复，一唱三叹。诗人用融合了中国传统审美特征的现代诗语，唱出了诗人心中对故乡、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
《乡愁》有令人瞩目的形式美。一是结构上寓变化于统一，节与节，句与句，均衡对称。但整齐中又有参差，长句与短句相互变化错落，体现了自由诗的特点。二是同一位置上的词的重复和叠词的运用，在音乐上造成一种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给全诗营造了一种低回怅惘的氛围。
四、阅读延伸：余光中走了，只留下一片乡愁
钱敏
2017年12月14日，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学者、翻译家余光中因病在台湾高雄医院过世，享年90岁。他是写过《乡愁》的余光中；他是课本里陪伴一代又一代成长的余光中；他是用文字温暖了海峡两岸同胞的余光中。
余光中生于1928年重阳节，自称是“茱萸的孩子”。2017年10月21日，就在他生日前一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给诗人隔空过了90岁生日——出版了他的诗集《风筝怨》，一部他自称“写给妻子”的诗集——“我是要收线的，这只风筝放得太远了”。如今，一语成谶。
浓到化不开的乡愁
到台湾，到香港，到美国，那都是日后的事，21岁以前，余光中一直成长于生他养他的祖国大陆，这里是他的根。在那个动荡的特殊年代，辗转漂泊的生活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父亲余超英是闽南人，而母亲孙秀君是江苏常州人，他生于南京。没有兄弟姐妹的余光中小时候一直很孤独，不过舅家人跟他很亲，这让他感觉自己也是江苏人。后来，他甚至娶了自己的表亲。耄耋之年，他还经常偕夫人范我存回到南京，重温当年的记忆。
1937年抗战爆发，时局动荡不堪，南京屠城前几天，正读中学的余光中跟随母亲逃难，几经辗转，最后到四川重庆乡下才安顿下来。在嘉陵江畔，他延续了自己的中学学业，直到抗战胜利回到南京。青少年时代在四川的经历伴随了他和夫人一生，往后他们在家里一直都用四川话对话，甚至多年后被邀请到四川大学演讲，他还想露一手自己的四川话。在四川时，他已经开始写一点诗歌。
1947年，余光中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他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桑梓情深，他选择了金陵大学（外文系）。不久后，迫于国共战事升级，他转入厦门大学读大二。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余光中第一次发表作品，新诗《扬子江船夫曲》发表在当时厦门《星光日报》上。
由于时局的关系，在厦门也没待多久，之后余光中去了香港，后来又到了台湾。在香港的一年多里，处于失学状态的余光中十分苦闷，因为没有书读。直到后来去了台湾，余光中以同等学力考入台湾大学三年级，继续自己的学业。从此，他笔耕不辍，直到终老。
大学毕业后，余光中写诗越来越多，同时还在大学教书。1958年，余光中赴美国读书，回台湾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教书。1964年至1966年、1969年至1971年，余光中两度去美国教书。1974年至1985年，余光中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教学。1985年，余光中又回到台湾，到高雄中山大学任教。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尽管提起余光中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乡愁》，但这位“乡愁诗人”曾经这样自问，“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在他的生命中刻下过深深的印记。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对三者的感情，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在21岁那年离开中国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然后我投入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那么而且一个人到了21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念念不忘，也成为我一个中国结。”
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尽管在生活中十分低调内敛，但余光中在文学创作中却大胆奔放。他自称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是他写作的“四度空间”。
1954年，余光中的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即在台湾出版，到2004年的半个世纪里，他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诗集、散文集、评论集与译书，加上诗选与文选，已多达50本。但是，他的作品被介绍到大陆来却比较晚。比如《乡愁》，这是余光中上世纪70年代初的作品，当时离开大陆20多年的他思念所至，短短20分钟即完成创作。但直到10年后，这首诗才经由流沙河、李元洛评介，终于让大陆读者看到。
余光中的大学导师、著名学者梁实秋曾称赞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中国文学的传统有“诗文双绝”的美谈，《古文观止》里如《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滕王阁序》等名篇，往往都出自诗人之手。余光中从写诗开始，十年后他开始写散文。在余光中看来，诗是专业，散文是副业，只能算“诗余”。没想到，后来“无心插柳柳成荫”，甚至有人更喜欢他的散文，他发现自己在散文艺术的创作上，竟然超过了前面的诗艺。余光中曾自述，《鬼雨》《逍遥游》《四月，在古战场》等诸篇，代表他散文创作的成熟期，但诗艺的成熟却比散文要晚两三年。
余光中曾讲过，他三分之二是作家，还有三分之一是学者。除了我们熟知的诗人、作家身份外，余光中还翻译过很多书籍。1952年出版的《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之初，余光中即着手翻译，他称《老人与海》为“阳刚、壮阔、紧凑的杰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余光中所译版本直到2010年才正式在大陆推出。余光中翻译过十多种作品，其中不仅有诗，还有小说、戏剧与传记。他通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国语言文字，他翻译的《梵高传》影响了台湾文艺界几代人。
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白天在大学里教授英文，晚上却能用很纯粹的中文写作，这是因为余光中对中文对中国爱得深沉。他说他的散文不全在散文集里，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又说评论也不以评论集为限，还有不少论述诗、画与戏剧的文字，各以序言、评介或注释的形式出现。“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写来写去，文体纵有变化，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便是我对中文的赤忱热爱。如果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径，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
在《莲的联想》里，余光中写下了他的艺术宣言，“我真的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槌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他做到了。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王鼎均在回忆录《文学江湖》记了余光中重要的一笔，“他的语言，把欧化、古化、土方三者熔铸为新的合金，句法伸缩疏密间贯以奔腾的文气，前所未见，讲意象讲节奏，也似乎开来多于继往。”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二战流亡美国期间，有记者问他，“你流亡到美国来，不觉得绝望吗？您远离故乡这么久。”托马斯·曼回答：“凡我在处就是德国”。当被问及多年漂泊不定精神上如何安身时，余光中索性借用了托马斯·曼的答案：“凡我在处，就是中国。”他认为读书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对于成为游子的作家，手中真正能够把握的利器就是母语。中文在握，就是故乡在握。”
我们熟悉的《乡愁》有四小段，分别描述母子分离、夫妻分离、母子死别、游子与大陆的分离四个部分。然而，几乎不为大众所知的是，2011年12月11日，余光中在华南理工大学讲学时，曾朗读过自己为《乡愁》续写的第五段。“而未来，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你来这头，我去那头！”从1992年受邀首次重登大陆这片故土，余光中曾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他丝毫不掩对祖国大陆的热爱，因为他对大陆母亲爱得深沉，因为他有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五、阅读延伸：追记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文化乡愁历史情
罗青
诗人余光中先生于去年12月辞世，余府上下至亲好友当然是哀恸逾恒，同事门生、诗朋文友更是痛惜不已，就连海内外的万千读者，也纷纷同悼。然光公先生以九十高龄，驾返瑶池，如愿回到“文化中国”的历史怀抱，于公于私，应该都了无遗憾，回顾新诗百年，新文学百年，都可谓凤毛麟角，实为喜丧。
新诗新文学百年，是“文化中国”五千年来，前所未见的“人才红利时代”，俊彦品类之众，豪杰人数之多，全都超越前代，此一时代可以1945年为分水岭，因为对日抗战胜利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但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的重要里程碑。
《说文解字》 云：“三十年为一世。”1945出生的一代，也就是笔者这一代，是“战后一代”；往前推三十年，1915年以后出世的余先生，可称之谓“战乱一代”。余先生是“战乱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代最大的特色是遭逢长期内战的分离与隔绝，流寓放逐海内外及世界各地，造成了各式各样前所未有的“乡愁一代”，余先生的作品，深切厚重地反映了这一代的心声，他的过世，标志了地理乡愁时代的结束。
乡愁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不仅仅是对某时、某地、某人的怀念，而且是对“文化地理”的眷恋，对“历史传承”的牵挂，他笔下的长江黄河、千岩万壑、风流人物，全是“文化中国”大观园中的殿堂长廊、栋梁石柱、水木庭园的化身。五千年来，出现在中华文化中的“政治中国”不计其数，而“文化中国”只有一个，而且持之以恒，一直在不断扩大。
1928年诞生于南京的余光中，在二十二岁到台湾继续念大学之前，曾经随父母，经常来往于南京、杭州、武进、永春之间，抗战时流亡苏、皖，十岁时迁往上海半年，又从香港转安南，经昆明、贵阳，抵四川与父亲团聚，入重庆读中学，可谓走遍江南江北。二十岁考大学时，因国共内战的缘故，放弃了北京大学录取资格，转而就读于南京大学，又南下至厦门大学，最后进入台湾大学英文系三年级，随梁实秋习英国文学。他在大陆童年、青少年、青年的经验，成了他中年后，梦牵魂绕，挥之不去的写作泉源。
大学毕业那年，余先生出版处女诗集 《舟子的悲歌》 (1952)，其中有“昨夜，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到大陆”之句，显示他早期怀乡怀人之作，多半与小我有关，到了三四十岁后，他的诗境扩大，从大我出发，对“文化中国”向往眷恋，成了他既深且广的核心主题。
余先生的诗，在参加“现代主义论战”(1957—1958) 之前，非常符合梁实秋古典主义式的文艺理论，深受梁先生的鼓励与提携，遂于1957年入台北师范大学英语系兼课，同年译作 《梵谷传》 《老人和大海》 (后改为 《老人与海》) 出版。1954年他与覃子豪、钟鼎文组“蓝星”诗社，出版 《蓝星》 诗刊，遥承“新月派”豆腐干体的“格律诗”传统，与纪弦发表在 《现代诗》 上轰动一时的“现代派信条”(1956)，大异其趣。
当年纪弦高举“横的移植”西化大旗，推崇现代主义所有流派，提倡“诗想”与“自由诗体”，绝对反形式，反格律，反押韵，主张诗歌分家；他最鄙视流行歌曲歌词，斥为靡靡之音，誓言打倒根除。此论一出，附和者众，声势浩大，遭到覃子豪为文猛烈质疑(1957)；次年，余先生也加入论战；论战时，彼此大动干戈，互不相让，论战后，纪弦的主张，好像占了上风；而余先生则赴美入爱荷华作家写作班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开始受到美式现代主义的影响，诗风为之一变。
两年后，余先生返国，正式入师大任教，遇到中文系学者苏雪林与报纸专栏作家言曦与其盟友，抨击现代诗与新诗写得太过艰难晦涩，造成报章杂志拒刊，此举促成了覃、余、纪三个“老战友”联手反驳，形成诗坛更加朝向现代诗靠拢的团结氛围。
1960年出版诗集 《钟乳石》 《万圣节》 及 《英诗译注》 之后，余先生开始大步跃入现代，不但发表 《现代绘画欣赏》，为抽象画摇旗，同时也加快诗作现代化的脚步，例如 《燧人氏》 之类作品，意象晦涩，声音凄厉，节奏跳跃，态度叛逆，已完全与“新月派”告别：
饥了，食一座原始林，一个罗马城
和几乎是秦始皇厌恨的全部文化
复舐噬夜的肝脏，在太阳太阳之间
挟黑暗而舞，复挞她，踏她，踢她
燧人氏是我们的老酋长。 在众神之中
他是最达达的
二十八年后，余诗在大陆最重要最忠实的推手与知音流沙河先生，在他《余光中一百首》 (1989) 一书中，仍不免视此诗为负面教材，评之为“虚无到了狂悖状态的歪诗”，认为如此达达主义，实在无法接受。可是，这种写法，在当时的诗坛，十分流行，比起某些重度晦涩的作品，《燧人氏》 还算属于流畅易懂的“小脚放大”。
当时，集艰涩大成的，是“创世纪”诗社诗人洛夫的组诗 《石室之死亡》 (1959)，就连纪弦读了都要瞠目以对。当年余先生有心在技巧现代化上，急起直追，于是铆足全力，于白先勇主编的 《现代文学》 (1961) 发表《天狼星》 (长篇诗组)，意欲为所有的现代诗人画家，作一篇总传，把痖弦、周梦蝶等孤绝诗人及五月、东方画会的前卫画家一网打尽，以“天狼”之晦气不祥，来象征遭社会排斥打压的现代艺术叛徒，而叛徒们则悲壮的燃烧自己大无畏的气概，照亮社会。诗甫发表，万方瞩目，传颂一时。
余先生想借此一长诗，与“创世纪”诗刊同仁痖弦的长诗 《深渊》(1959) 还有洛夫的，一较长短。三人之间，痖弦晴天霹雳，率先于5月发表一气呵成的 《深渊》，反映现代社会无限的下沉与堕落，惊艳诗坛，众口交赞，令纪弦为之结舌，启发了 《石室》，又招来了 《天狼》。不让痖弦专美，洛夫仓促上阵，勉强将 《太阳手扎》 与《外外集》 中的短诗，修改增补，重组扩大，杂凑成军上阵，诗一发表，果然令大家惊异错愕，莫测高深，毁誉参半，争论不休。而现在看来，《深渊》在意象丰繁，比喻奇绝、语言节奏、诗想结构的经营上，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堪称新诗百年中的杰作之一。
有趣的是，洛夫看到由十首中型长诗组成的 《天狼星》，居然惊动诗坛，引起热议，颇为不服，发愤火速写了长篇 《天狼星论》，在 《现代文学》 发表，条例全诗缺失，认为总体说来还是太传统而不够现代。此文刺激了余光中深切自我反省，立刻在“蓝星诗页”37期，发表 《再见，虚无》 一文，傲然予以驳斥，宁可回归传统，也不愿盲目现代；同时开始挟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创造性地回归古典传统，慢慢形成他融现代、浪漫与古典于一炉的开阔风格，能出能入，可大可久，于三年后，出版了诗集 《莲的联想》 (1964)，让诗坛风气为之一变，整整影响了两代人的写作。十五年后，余光中在订正出版《天狼星》 (1976) 时，从善如流，接纳洛夫批评中肯之处，大幅修改全诗，留下了一段佳话。
从四十岁开始，十几年之间，余先生进入现代诗创作的丰收期，1969的诗集 《敲打乐》 《在冷战的年代》，以及其后的 《白玉苦瓜》 (1974)、《与永恒拔河》 (1979)、《隔水观音》 (1983)，都脍炙人口，风行四海；名诗如 《当我死时》 《如果远方有战争》 《或者所谓春天》 《安全感》 《在冷战的年代》《一枚铜币》 《乡愁》 《乡愁四韵》 《长城谣》 《守夜人》 《白玉苦瓜》 等，倾巢而出，辅之以诗评，兼之以论战，加之以译介，把修正后的现代主义大纛，高高举起，俨然成为诗坛祭酒。精力充沛的他，于诗之外，又努力于散文创作，蹊径独辟，自成一家；他又不时发表散文、小说以及评论之评论，除现代画外，还支持现代舞蹈，使得梁实秋衷心赞叹云：“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此后，凡有现代文学大系之编纂，总序撰写人，非余先生莫属，骎骎有文坛领袖之姿。
余光中于1974年受聘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十年，在大陆改革开放后，经由成都流沙河先生的热情推介，其诗文跨越海峡，流传大江南北，获得了不少读者的青睐。流沙河极具慧眼又真懂诗词，文史博洽，闻多识卓，下笔灵动洒脱，最能深入浅出，精解余诗妙处，加之他襟怀开放，诚心一片，最能打动读者，感动作者，致使“乡愁诗人”一词，不胫而走。余先生有幸，得遇故土巴蜀才子，致使四川香江鱼雁不绝，其惺惺相惜相重之情，自然不在话下。
从1962至1971九年之间，余先生曾三度应邀赴美讲学，对当时摇滚乐精彩独创深刻有味的歌词，非常欣赏，于是从1972开始，为文介绍鲍勃·狄伦(Bob Dylan) 等美国民谣歌手，誉狄伦为“最活泼最狂放的摇滚乐坛上一尊最严肃沉默的史芬克狮。现代酒神的孩子们唱起歌来，他是唯一不醉的歌者”。三年后(1975)，他与杨弦等民歌手，掀起“现代民歌运动”，公开让韵脚格律，穿上宽松的便装，重回现代自由诗体之中。狄伦于去年 (2017)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证明了余先生当年的慧眼是如何的精准。在此之前，约有二十年之久，现代诗人不敢沾碰流行歌曲，余先生对自己的格律旧作，更是讳莫如深，绝口不提。当年，也遭杨弦卷入现代民歌的我，忽然醒悟到，原来传唱十多年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 《昨夜你对我一笑》 (兰成改编歌词、周兰萍作曲) 竟然出自余先生之手，简直目瞪口呆，笑不可抑：
昨夜你对我一笑,
到如今余音袅袅,
我化作一叶小舟,
随音波上下飘摇。
昨夜你对我一笑,
酒涡里掀起狂涛,
我化作一片落花,
在涡里左右打绕。
昨夜你对我一笑,
啊!
我开始有了骄傲：
打开记忆的盒子,
守财奴似地,
又数了一遍财宝。
此诗此歌，清纯腼腆，朴实风趣兼而有之，比起后来现代诗中赤裸裸的床戏大战，不可同日而语。此诗通过邓丽君、费玉清、蔡琴美妙的歌喉诠释，早在流沙河之前，就已在大陆风行，至今不衰。
可是在民歌运动兴起之前，这样的诗歌，无论识与不识，都无人愿意提及，更不屑评论。致使余先生 《文星》杂志时代的文友李敖，曾一度因经济原因，施其惯技，把余先生早期格律时代的佚作及淘汰的旧作，暗地里搜集一册，以为抓住了软肋，私下要挟先生，意欲强行替他出版，可见格律诗与流行歌，在现代主义高潮时期，几乎成了庸愚腐朽、落后伧俗的代名词，见不得天日。拜现代民歌运动成功之赐，1981年洪范版 《余光中诗选1949-1981》 出版，先生坦然把早期诗集中的格律诗精选一辑，包括 《昨夜你对我一笑》，让读者了解了先生诗艺发展的全貌。
五、阅读延伸：余光中永在
王 蒙
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走了，乡愁时代却没有就此结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不舍昼夜的逝者以外，重要的是跳动的中国心，还有美丽且鲜明的中国诗文，以及你我的记忆与吟诵活泼如初。
1982年，纽约，圣约翰大学，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我听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作家、评论家黄维梁先生发言，他高度评价余光中的诗文，而且认为余先生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散会后，黄教授将余先生作品集与黄教授评论集赠送给我。我一路上饶有兴趣地阅读着，感染着余先生的清晰、明白与真诚。当时，大陆上更热衷的是朦胧诗，是诗语言的锤炼与变幻莫测，而这位台湾诗人的诗明白如话，深入浅出，不跩，不做作。我甚至觉得他的诗还欠一点发酵与点燃。
不幸的是，飞机经停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我下来稍事休息，再登机，两本书被机上的清洁工清理掉了。责任在我自己没有将它们携带下机，我觉得郁闷。我似乎先验地对不起他与黄教授。
1986年初，又是纽约，我作为国际笔会嘉宾，在第四十八届年会上碰到了余先生。我们握手问好，文明礼貌，同时，保持着难以没有的戒心与距离。
1993年，我参加《联合报》召开的两岸三地文学四十年讨论会，我与余诗人，是仅有的作晚餐演讲的主讲人。我听到演讲的两个主题，一个是说小岛也能产生大作家，一个是他严厉抨击所谓“台语写作”自我封闭的愚蠢与狭隘。他有他的天真和明朗之处，他有他的红线。
此后大陆改革开放，两岸关系有了长足进展。我们见面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余先生在大陆文坛，有了越来越高的威望与越来越大的影响。记得轻易不夸奖谁的四川资深诗人学者流沙河就对余光中作品评价甚高。邀请余光中访问做客的大陆文学团体与大学越来越多。有一个笑话，说是南京大学邀请了余光中与其他几位台湾诗人到访，打的横幅是“热烈欢迎余光中先生一行”，有一位也是台湾资深诗人的客人，长得高高大大，他一到场，立刻被青年学生围上，唤道：“您是余先生吗？”他回答：“我不是余光中，我是‘一行’。”
2001年，我三次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新世纪征文”活动，我与白先勇是小说终审评委，而余光中是文学翻译的终审评委。我们变成了同事。
2006年，评出第三次征文的优胜者以后，我还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活动。会后，我把他与白先勇及文学院副院长、翻译家金圣华教授请到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做客，还举行了包括余先生作品在内的诗歌朗诵会。他的《乡愁》再一次赢得了热烈掌声与欢呼，而他的英语诗朗诵，尤其令人赞美。他是我听到过的国人中不列颠式英语发音的佼佼者，从他那里，我感觉到的是不列颠之梦。
他说喜欢我的诗《不老》。他给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题字：“从伊犁到青岛，拾尽大师的足印。”
中间的2004年，我们应邀到海南师范学院与黄维梁先生一起作关于散文的座谈，主持人是海师喻大翔教授。活动在体育馆举行，学生听众极其踊跃。谈到我此生读过的最好散文时，我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而余先生说，诗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
他的学养很好，21世纪初我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在都柏林欣赏了爱尔兰的话剧团演出的王尔德名剧《莎乐美》，回北京后我从国家图书馆借到了余光中翻译的《莎乐美》，书中附有他谈文学翻译的文字。我在香港、青岛的大学也亲耳听到他讲翻译的课。他有在美国求学与任教的经历。他关于中英文比较的文章极有见地，例如他不赞成由于英语的影响而在中文写作被动态语句中滥用那么多“被”字，饭吃了，水喝了，当然用不着说成饭被吃了与水被喝了。他说的这些文字上的毛病我也有。他的英语很高明，他的中文很地道，绝对不带翻译调调。好得很，即使从这里，也看出他的中国心与大陆情结。
他定居在高雄。他在台湾反对过可能有某些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还说过什么“狼来了”。然而，他的后半生在他的诗中惦念缠绕的长江黄河华山、济南南宁……到处留下了他的音容笑貌足迹。他说，他要住在台湾的西部，从窗子上望出去，就是故乡大陆，而如果住在台东，看过去是美国，有什么意思？当然，他的梦与愁跟你我一样在中华，不在美利坚也不在不列颠。
陈水扁主政期间，余先生公开反对文化教育“去中国化”，当陈不通至极地用“罄竹难书”赞扬台湾义工的业绩时，台湾教育行政负责人居然为陈“擦皮鞋”，他愤然予以指责。“擦皮鞋”一词我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应该是拍马与掩饰的意思吧。
文化是一种力量。文化是一种分野。文化是一种天命。余光中走了。我想着应该怎么样安慰与他同命运六十余载的夫人范我存……两岸各地友人与读者怀念着他，默诵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外头里头，情意超越生死。长江黄河，奔流澎湃汹涌。中华是屈原、李白、杜甫的中华，也是鲁迅、艾青的中华，还是余光中、郑愁予，以及欢迎他们接待他们一行的男女老少……的中华。余光中永在，中华诗歌永存，乡愁永远，仍然是那么明白，那么简单，那么深情，那么不可抗拒也不可分割。
注：本文选自《人民日报 》，仅供教师参考阅读。
六、阅读延伸：从母亲到外遇
作者: 余光中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我们只听说有文化，却没听说过武化。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统一那个，都不算文化。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卡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久矣我已被称为“台湾作家”。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
　　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不过这情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有点刁妮子作风。例如她的粤腔九音诘屈，已经难解，有时还爱写简体字来考我，而冒犯了她，更会在左报上对我冷嘲热讽，所以开头的几年颇吃了她一点苦头。后来认识渐深，发现了她的真性情，终于转而相悦。不但粤语可解，简体字能读，连自己的美式英语也改了口，换成了矜持的不列颠腔。同时我对英语世界的兴趣也从美国移向英国，香港更成为我去欧洲的跳板，不但因为港人欧游成风，远比台湾人为早，也因为签证在香港更迅捷方便。等到八○年代初期大陆逐渐开放，内地作家出国交流，也多以香港为首站，因而我会见了朱光潜、巴金、辛笛、柯灵，也开始与流沙河、李元洛通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又诋之为文化沙漠。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于香港，五天后举殡，全港下半旗志哀。对一位文化领袖如此致敬，不记得其他华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适当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如此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沙漠吗？至于近年对六四与钓鱼台的抗议，场面之盛，牺牲之烈，也不像柔驯的殖民地吧。
　　欧洲开始成为外遇，则在我将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我初践欧土，是从纽约起飞，而由伦敦入境，绕了一个大圈，已经四十八岁了。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头，更已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点“迟暮”，季节也值春晚，偏偏又是独游。临老而游花都，总不免感觉是辜负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说：“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一个人略谙法国艺术有多风流倜傥，眼底的巴黎总比一般观光嬉客所见要丰盈。“以前只是在印象派的画里见过巴黎，幻而似真；等到亲眼见了法国，却疑身在印象派的画里，真而似幻。”我在《巴黎看画记》一文，就以这一句开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艺都，更是欧洲之都。整个欧洲当然早已“迟暮”了，却依然十分“美人”，也许正因迟暮，美艳更教人怜。而且同属迟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风格差异。例如伦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庄，至于巴黎，则不仅风韵犹存，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艳。
　　大致说来，北欧的城市比较秀雅，南欧的则比较艳丽；新教的国家清醒中有节制，旧教的国家慵懒中有激情。所以斯德哥尔摩虽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冬长夏短，寒光斜照，兼以楼塔之类的建筑多以红而带褐的方砖砌成，隔了茫茫烟水，只见灰蒙蒙阴沉沉的一大片，低压在波上。那波涛，也是蓝少黑多，说不上什么浮光耀金之美。南欧的明媚风情在那样的黑涛上是难以想象的：格拉纳达的中世纪“红堡”（Alhambra），那种细柱精雕、引泉入室的回教宫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灯，也不会赫现在波罗的海岸。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欧洲的传统建筑之美总会令人仰瞻低回，神游中古。且不论西欧南欧了，即使东欧的小国，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后”，其传统建筑如城堡、宫殿与教堂之类，比起现代的暴发都市来，仍然一派大家风范，耐看得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遭受纳粹的浩劫，岁月的沧桑仍无法摧尽这些迟暮的美人，一任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在多瑙河边临流照镜，或是战神刀下留情，让布拉格的桥影卧魔涛而横陈。爱伦坡说得好：
　　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
　　回到希腊不再的光荣
　　和罗马已逝的盛况。
　　一切美景若具历史的回响、文化的意义，就不仅令人兴奋，更使人低徊。何况欧洲文化不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远非美国的单调、浅薄可比。美国再富，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边盖一座罗浮宫吧？怪不得王尔德要说：“善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