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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与英雄传奇的演化
——（选自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
《水浒传》这一类小说通常被称为英雄传奇，以有别于《三国志演义》之类历史演义。这两类小说有共同点，即主要人物和题材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两者又有相异点：前者一般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而后者是由“讲史”话本演化而成；前者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而后者着眼于全面地描写一代兴废或见朝历史；前者的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后者比较注重依傍史实。这些不同也就使前者有可能突破历史事实的制约，跳出帝王将相、军国大事的圈子，将目光移向民间日常的生活和普通的人。在明代的英雄传奇小说中，继《水浒传》之后，还有《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较有名。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与作者
　　水浒故事的流传与发展 作者问题 《水浒传》的版本《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及其他一些史料都曾提及，略谓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后被张叔夜设计招降。还有的史书记载宋江投降后征方腊。从南宋起，宋江的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已完整地记录了３６人的姓名和绰号，并作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同时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已著录了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这显然是一些独立的水浒“小说”。而《大宋宣和遗事》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受封节度使等，笔墨虽然简略，但已把水浒故事联缀起来，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元代出现了大批“水浒戏”。今存剧目（含元明间作）共３３种，剧本全存的仅６种。它们对于宋江、车途等形象的刻画比较集中，但性格不很一致，也无共同的主题，不过“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寨名水滩，泊号梁山”的说法大体相同。这说明宋元以来的水浒故事丰富多彩并正在逐步趋向统一，小说戏曲作家们纷纷从中汲取创作的素材而加以搬演。正是在这基础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水浒传》。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明代有四种说法：一、嘉靖间最早著录此书的高儒《百川书志》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代郎瑛的《七修类稿》有类似的记载。二、稍后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徐》、王圻《稗史汇编》等都认为是罗贯中作。三、万历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则又说是施耐庵作。四、明末清初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又提出了施作罗续说，即“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后３０回是“罗贯中《续水浒传》之恶札也”。目前一般学者从第一说，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所作，其门人罗贯中在其“的本”（即真本）的基础上又作了一定的加工。但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施、罗两人均系托名而实无其人。
　　前章所述罗贯中的生平已觉难详，有关施耐庵的事迹更属渺茫。明人除了较为一致地肯定他是杭州人外，其他未曾提供一点可信的材料，连生活年代也有“南宋时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南宋遗民”（许自昌《樗斋漫录》）。“元人”（李贽《忠义水浒传叙》、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等多种说法。后人或说施耐庵即是南戏《幽闺记》的作者施惠，或说就是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但都缺乏确凿的证据。从本世纪２０年代起，出现了施耐庵是苏北兴化人的说法，但有关材料可疑之处甚多，多数学者持否定的态度。
　　《水浒传》的版本相当复杂。今知有７种不同回数的版本，而从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细密来分，又有繁本与简本之别。繁本有７１回本、１００回本、１２０回本３种。简本则有１０２回本、１１０回本、１１５回本、１２４回本等；另外，简本中也有１２０回本和不分卷本。
　　在繁本系统中，今知最早的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高儒《百川书志》）。据晁傈《宝文堂书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记载，嘉靖间武定侯郭勋有家刻本１００回，时称“武定板”，已佚。一般认为，今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百回本是有万历己丑（１５８９）天都外臣（即汪道昆）序的《忠义水浒传》。此书原刊本也佚，今见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另有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也是较早和较有名的百回本。以上百回本在写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的故事，而没有平田虎和王庆的内容。繁本中的１２０回本，增加了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在文字上与百回本略有不同，并也附有“李卓吾”的评语，故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由袁无涯刊行。明末金圣叹将１２０回本“腰斩”成７０回本，砍去了大聚义后的内容，而以卢俊义一梦作结，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由于它保存了原书的精华部分，在文字上也作了修饰，且附有精彩评语，遂成为清３００年间最流行的本子。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简本是繁本的节本，而不是由简本发展成繁本。简本一般都有平田虎、王庆两传，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现在只是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存较早而完整的简本是双峰堂刊《水浒志传评林》，有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１９５６年６月影印本。
另外，在明万历甲寅（１６１４）刊行的吴从先的《小窗自纪》中，有《读水浒传》一文，所载《水浒传》的内容与今知繁简各本多有不同，如云“四大寇”为“淮南贼宋江、河北贼高托山、山东贼张仙、严州贼方腊”等。有人认为此“吴读本”是“古本”，甚至是“施耐庵的本”，然也有人认为是万历间后出的本子，迄今尚无定论。
第二节 奸逼民反与替天行道
　　一曲“忠义”的悲歌 “忠义”观的形成及其复杂性 丰富的思想内涵《水浒传》与农民起义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未能“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却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招安后，这批“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英雄，仍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一个个逼向了绝路。“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作者为这样的现实深感不平，发愤而谱写了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作者这一编写主旨的是宋江这一形象。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地发展。他作为一个县衙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从“义”字出发，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晁盖，也同情他们被逼上梁山，但又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惜”后，他辗转避难，就是不想去水泊投奔晁盖，“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劝人家落草时，也希望人家牢记“如得朝廷招安，……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但与此同时，贪官污吏对他的残酷迫害，逼着他向梁山一步一步靠近。浔阳楼吟反诗，自然地流露了被“冤仇”所郁积的叛逆情绪。从江州法场的屠刀下被解救出来后，他一方面感激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极力相救的“义”，另一方面也深感到“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再难在常规情况下尽“忠”，于是他表示“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上梁山后，他牢记着九天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一再宣称：“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即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进一步明确了梁山队伍“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基本路线。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他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接受招安；征破辽国，平定方腊；直到饮了朝廷药酒，死在旦夕，还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盖棺论定，宋江就是一个“忠义之烈”（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自称为“书林”“儒流”的《水浒》作者，以“忠义”为指导思想来塑造宋江，并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全仗忠义”、“替天行道”的武装队伍。至于像叫嚷“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李逵等，只是作为“忠义”的映衬而存在罢了。
　　《水浒传》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仗忠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他因善于踢球而得到皇帝的宠信，从一个市井无赖遽升为殿帅府太尉，于是就倚势逞强，无恶不作。整部小说以此人为开端，确有“乱自上作”的意味。这样，从手握朝纲的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到称霸一方的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世杰、青州知府慕容彦达、高唐知州高廉，直到横行乡里的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乃至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不反抗就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一批忠义之士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揭示了“奸逼民反”的道理，是很有意义的。但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乃是这样一个悲剧：“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心腹”，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现实，而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至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
　　“忠”与“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特别流行。北宋末年，当腐败的朝廷无力抵御外族入侵的时候，各地的“忠义军”风起云涌，朝廷亦不得不颁布了忠义巡社制度。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则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称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到《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为帅”等３６人就是“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英雄。元代的“水浒戏”，普遍把宋江写得有别于方腊之流：“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梁山泊上多忠义”（佚名《争报恩二虎下山》）。《水浒传》的作者就沿着这一长期形成的思维格局写成了一部“忠义传”。全传本《水浒传》第五十五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故难怪“士大夫亦不见黜”，但在“忠”字中也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尽贪官”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字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社会十分重视维护宗法关系的基本规范“孝”。“孝”在《水浒传》中仍然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对于那些离开土地的市民。商人等“三教九流”的人来说，维护异姓关系的基本规范“义”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小说讴歌“仗义疏财，济危扶困”，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戮力相助”，而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总之，“忠义”的内涵本身就十分复杂，它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但也融合着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它不是蒙在《水浒》外面的一层道德正义的保护色，而是能使小说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基本精神。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故事又在民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积累和加工，全书的思想内涵就显得丰富复杂，并非“忠义”两字所能概括。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水浒》中的不少英雄都是“力”和“勇”的象征。他们空手打虎，倒拔杨柳，杀贪官污吏，拒千军万马，一往无前，“敢于大弄”。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神机妙算，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与策略，实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特别是当这种勇力和智谋表现在为百姓抱不平、申正义时，更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鲁智深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说“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都由于建筑在保护弱者的基础上而更加激动人心。小说中的李逵、阮小七、鲁智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礼法、不计名利、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保存了一颗“绝假纯真”的“童心”，与那些被封建理学扭曲了人性的“假道学”、“大头巾”的虚伪做作、心胸狭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致晚明的批评家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等纷纷称赞他们是“活佛”、“上上人物”、“一片天真烂漫”、“使人对之，龌龊销尽”。这也说明了《水浒》所反映的这种精神带有一定的市民意识，与后来涌动的个性思潮息息相通。至于小说反对钱财的积聚与贪求，强调“疏财”以成“义士”；追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图个一世快活”；向往兄弟间“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市民的思想和感情，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江湖豪侠的气息。
　　但是，《水浒传》的题材毕竟有它的特殊性，不管作者如何极力把它拉入“忠义”的思维格局，以及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羼入了多少市井细民的意识，作品最终还是在客观上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尽管领导这支义军的主要领袖并不出身于农民，且在思想上打着“忠义”的烙印，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些领袖出身于“庄稼田户”和其他下层劳动人民，他们有一种“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气概和“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梁山义军的基本队伍是一大批庄客佃户、农民渔夫。这正如第七回结尾处所指出的那样：“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他们在官逼下造反，组织武装队伍，提出政治口号，开展军事斗争，以与封建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就清楚地规定了梁山义军的基本性质是农民起义。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浒》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
　　第三节 用白话塑造传奇英雄的群像
　　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 同而不同的英雄群像 传奇性与现实性的结合 连环勾锁、百川入海的结构
　　唐、宋以来，建筑在口头叙事文学基础上的变文、话本之类，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发轫，但多数写得文白相杂、简陋不畅，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虽以“通俗”相标榜，但由于受到“演义”历史的制约，仍显得半文不白，以致有人说它“是白描浅说的文言，不是白话”（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而《水浒传》则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比如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那雪正下得紧”一句，鲁迅就称赞它“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花边文学·大雪纷飞》）。因为“紧”字不但写出了风雪之大，而且也隐含了人物的心理感受，烘托了氛围。特别是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从对话中能看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例如第七回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鲁智深赶来要打抱不平时，林冲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而鲁智深则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两句话，鲜明、准确地反映了林冲和鲁智深两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性格：一个是有家小，受人管，只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另一个是赤条条无牵挂，义肝侠胆，一无顾忌。《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用这种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净化了的文学语言，塑造了一大批传奇的英雄。这不但标志着我国古代运用白话语体创作小说已经成熟，而且对整个白话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体小说的典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超伦绝群而又神态各异的英雄形象。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此话未免有点夸张，但至少有几十个主要人物，确是写得活龙活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能将性格相近的一类人物写得各各不同。这正如明代批评家叶昼所指出的那样：“《水浒传》文字，妙绝于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三回回评）《水浒传》之所以能将众多的英雄写得性格鲜明，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多层次地刻画人物的性格。比如写李逵莽撞，有时候也写他真率，写他蛮横；写鲁智深粗豪，有时候又写他的机智，写他的精细。这样就在“同而不同”之中显示了人物的个性特点。为了达到这一艺术效果，在具体手法上就常常故意创造类型相同的人物，描写冲突相似的情节，以犯中求避，相互映衬，“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晃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故意要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在比照中突现其个性特点。同时，小说在写有些人物时，能展示其性格在环境的制约下有所发展和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林冲。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他，在高衙内开始调戏他的娘子时，尽管有“大丈夫屈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肮脏气”的不平，但还是怕得罪上司，息事宁人；当发配沧州时，仍抱有幻想，希望能挣扎回去“重见天日”；恶势力步步进逼，他处处忍让；直到最后忍无可忍时，才使他的积愤喷发，手刃仇人，奔上梁山，完成了由软弱向刚烈的性格转变。其他如杨志、武松及宋江等都可以看到其性格的流动和变化。当然，从整体来看，《水浒》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多数还是表现为半截子的，并不能贯串始终，特别是大聚义后，人物大多失去原有的个性色彩。但这种性格描写的流动性和层次性，还是体现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时从注重特征化到走向个性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水浒》中的英雄好汉与《三国》中的帝王将相一样，尚不脱“超人”的气息。作者在将英雄理想化时，往往把他们渲染、放大到超越常态的地步，如鲁达倒拔杨柳，武松徒手打虎，花荣射雁，石秀跳楼等等，都带有传奇的色彩。但与此同时，作者又把超凡的人物放置在现实生活的背景上，让他们在李小二、武大郎、潘金莲、阎婆惜、牛二等市井细民中周旋；在用重彩浓墨描绘高度夸张。惊心动魄的故事时，也注意在细节真实上精雕细刻，逼近生活；这样就使传奇性与现实性结合起来，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在《三国志演义》卷十一中赵范欲将其“倾国倾城”的寡嫂配给赵云时，子龙大怒而起，一拳打倒赵范，出城而去。这种常人“不可及”处，难免有点不近人情，“太道学气”。而《水浒传》在写武松面对着“哄动春心”的潘金莲的挑逗时，尽管也给人以“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的印象，但小说同时写炭火，写帘儿，写脱衣换鞋，写酒果菜蔬，写家常絮语，直写到武松发怒“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一步步把武松从真心感激嫂嫂的关怀，到有所觉察，强加隐忍，最后发作，写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小说在现实的情感关系和日常的生活环境中，充分地展现了武松刚烈、正直、厚道而又虑事周详、善于自制的性格特征。他是超人的，但又是现实的。
　　《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是以单线纵向进行的。上半部是以人为单元，下半部则以事为顺序，连环勾锁，层层推进。在七十一回之前，小说往往集中几回写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将其上梁山前的业绩基本写完，然后引出另一个或另一组主要人物，而上一组人物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这样环环相扣，以聚义梁山为线索将一个个、一批批英雄人物串联起来。七十一回之后，就以时间为顺序，写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以报效朝廷为主干，将故事贯串始终。这样的艺术结构，前半部犹如长江的上游百川汇聚，形成主干；下半部则如长江的主流奔腾而下，直泻东海。它形成一个整体，但各部分往往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前半部的连环列传体的结构形式，固然留有组织改造原有民间故事的痕迹，但也有利于集中笔墨、淋漓酣畅地描写一些主要的英雄豪杰。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等一些英雄之所以能“千古若活”，与此不无关系。至于后半部，情节显得松散、拖沓，多有雷同、失真之处，作者没能生动地揭示水浒英雄的悲剧精神，正如明代批评家叶昼所说：“文字至此，都是强弩之末了，妙处还在前半截。”（容与堂本第九十八回回评）金圣叹将七十一回以后内容截去，也正是从此出发的。
第四节 《水浒传》的影响 《水浒传》的社会影响
　　《水浒传》的文学地位 《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水浒传》在国外
　　《水浒传》所写的本来就是社会的重大问题，故必然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一批进步的文人纷纷借它来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不平，抨击言行不一、人性扭曲的“假道学”的“可恶、可恨、可杀、可剐”（容与堂本第六回回评）。对于此起彼伏的造反者来说，《水浒传》也对他们起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毋庸讳言，小说的忠义思想和对招安的描写曾经对某些义军的领袖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如张献忠在谷城受抚，就表示“戮力王室，效宋江水浒故事耳”（《纪事略》）。但比较起来，《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还是主要的。一批批义军将《水浒》作为造反起义的教科书，从中汲取力量，高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从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起，就可以看到梁山英雄对于造反者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已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成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的一种奇观。后来清代义军打着《水浒》旗号的也屡见不鲜，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到《水浒传》的影响。这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和它相比的。正由于此，封建统治阶级对它恨之入骨，认定它是一部“诲盗”的“贼书”，厉行严禁，甚至诅咒作者“子孙三代皆哑”（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因为他们认为：“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题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印本）这也可以从反面看出《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水浒传》也具有崇高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刊行后不久，嘉靖间的一批著名文人如唐顺之、王慎中等就盛赞它写得“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一笑散》）。李贽则把它和《史记》、杜诗等并列为宇宙内的“五大部文章”（周晖《金陵琐事》卷一）。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志演义》一起，奠定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但它比之《三国》，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水浒传》盛行以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以戏剧作品而言，明清的传奇就有李开光的《宝剑记》、陈与郊的《灵宝刀》沈的《义侠记》、许自昌的《水浒记》、李渔（一说范希哲）的《偷甲记》、金蕉云的《生辰纲》等三十馀种。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都有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如陶君起的《京剧剧目初探》就著录了６７种。至于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说唱及各种民间文艺等，更是不可胜数。小说作品中，世情小说《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袁中道《游居柿录》）。清代又出现了《水浒后传》、《后水浒传》和《结水浒传》（《荡寇志》）等续书。后世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等虽然其命意另有所在，“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当然，《水浒传》作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对于诸如《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英烈传》等作品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
　　《杨家府演义》是根据南宋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加工而成的。它描述了杨业、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一门五代忠勇保家的故事，歌颂了父死子继、夫亡妻承、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雄报国精神。特别是塑造了杨门女将佘太君、穆桂英、杨宣娘等一批女性英雄群像，更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然而，这一门忠烈却屡遭奸臣宵小的陷害。小说贯串着忠与奸的搏斗，揭露了昏君佞臣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全书尽管渗透着浓重的忠君思想，但在某些地方也有所突破。如杨文广遭奸臣张茂迫害而差点满门抄斩时，杨六郎发牢骚说：“朝廷养我，譬如一马：出则乘我，以舒跋涉之劳；及至暇日，宰充庖厨！”后杨怀玉深感到朝廷“辅之何益”而“举家上太行”，过起那种“耕种田地，自食其力”的隐居生活。当朝廷以“甘为叛逆之臣，以负朝廷”之罪逼他回朝时，他义正词严地回答说：“若以理论，非臣等负朝廷，乃朝廷负臣家也！”并声称：“就是碎尸万段，决不遵依！”这和宋江至死不俗是有差别的。小说的结构松散，文字粗率，情节有些雷同，有些则过于荒诞，整体艺术水平显得不高。但个别情节写得曲折动人，如杨业撞死李陵碑，七郎求救兵而被潘仁美设计乱箭射死，充满着壮烈悲怆的气氛。孟良、焦赞这两个草莽英雄也写得各有个性。全书的传奇色彩很浓，再加上后世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不断地需要从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许多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都乐意从中撷取素材而加以搬演，像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征西等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因此，这部小说尽管艺术粗糙，但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不容忽视。
　　明代的英雄传奇小说中影响较大的还有熊大木编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英烈传》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主要叙岳飞抗金的事迹，始于金人南侵，终于岳飞被杀、秦桧在狱中受报应。明、清两代有关岳飞题材的小说以此为最早，岳传的基本骨架已经构成，但由于此书过分地拘泥于史实，文字又半文不白，情节组织也较粗率，故缺乏艺术感染力。明代另有两种《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删改本，皆不见长。《英烈传》主要写朱元璋开国的业绩，从元顺帝荒淫失政起，叙至洪武十六年金陵封王。除朱元障外，又着重写了徐达、常遇春、刘基等一批“开国元勋”。所叙故事大都本于史传及野史、笔记，侧重于历史事件和战争过程的一般描写，有明显的模仿《三国志演义》的痕迹，缺乏艺术想象和对于人物的细部雕琢，人物的性格不够鲜明。但由于它写了乱世英雄的发迹变泰，也有一定的传奇色彩，颇能迎合一般市民的心理，故尽管“文意并拙，然盛行于里巷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在它的影响下，后又有《续英烈传》、《真英烈传》等作品，后世也有许多戏曲、曲艺取材于此，再创造了徐达、常遇春、胡大海等血肉饱满的传奇式英雄形象。
《水浒传》创造了英雄传奇美，不但对我国的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对整个小说文化和国民精神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并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大英百科全书》说：“元末明初的小说《水浒》因以通俗的口语形式出现于历史杰作的行列而获得普遍的喝彩，它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英译家杰克逊说：“《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目前，它已有英、法、德、日、俄、拉丁、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泰国等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日本早在１７５７年就出版了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全译本。在西方，于１８５０年开始有法文的摘译本，到１９７８年法国出版了１２０回的全译本，译者雅克·达尔斯由此而荣获法兰西１９７８年文学大奖。英译的百回全译本出版于１９８０年，但在此之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于１９３３翻译出版的名为《四海之内兄弟》的７０回本已十分流行。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此书的序言中曾经这样说：“《水浒传》这部著作始终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水浒传》确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水浒传》相关概述
——骆玉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
一、《水浒传》概况与施耐庵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它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由此可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相符。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生辰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却有不同的说法。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者的说法其实相近。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为罗贯中作。明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判断：此书当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故曰“编次”；后由施耐庵对这种本子加以发展、提高。对罗氏原本进行再加工的本子当不止一个，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称为“的本”。至于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见《少室山房笔丛》），当是因为见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面产生的推测。
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氏的资料，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说法，然可疑之处颇多。《水浒传》“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约比《三国演义》要迟二、三十年。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描写细节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这两个系统的先后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现在认为繁本在先的占多数，我们也持这种意见。换言之，所谓“简本”，其实是节本。在繁本系统中，现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当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较早的刻本，但已经过修改；最明显的是第七十二回柴进在皇宫内御屏风上所见“大寇”姓名，由原来的宋江、王庆、田虎、方腊变成了宋江、辽国、方腊①，此本在国内已失传，日本有“无穷会”所藏一种明刻清印本，从其版本特点来看，当是完整保存了郭本面貌的刊本。至于现存较完整的早期百回本，有天都外臣序本（序作于万历己丑即1589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它是郭勋家所传，以前的研究者颇有因此而认为它是郭本的翻刻本的，其实不确，它的底本可能是郭勋家所藏的未经修改的早期本子。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故事，没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繁本中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统所没有而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故事，并作了增饰。书名因此称为《忠义水浒全传》。过去多认为这种本子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其实袁小修在其《游居柿录》中已提到它，其刊刻年代当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前。明末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诈称是一种“古本”。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简本系统的《水浒传》也有许多种，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知较早的本子有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
①参见章培恒《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载《复旦学报》1991年第三期；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载《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三期。
二、《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伎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说中再三表现出对“大头巾”——褊狭而虚伪的儒者——的憎恶。这既与作者作为身具才华而流落江湖的文人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市民社会对抑制人欲、扭曲人性的传统道德的反感。“大头巾”在明代成为假道学的通称，而像李贽等进步文人攻击这一类人物的主要原因，也仍旧是其心胸褊狭，言行不一。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先后相隔不久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但两者的语言却有差异。《三国演义》由于受史料的牵制，是一种文白相杂的语言，《水浒传》虽然依托于史实，但人物情节几乎完全出于创作，用的是纯粹的白话。白话文虽在唐代变文和话本中就开始运用，但还是文白相杂、粗糙简朴；元话本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在运用白话上有明显进步，但成就和影响都还有限。《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说虽然也能写得精美雅致，但终究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要做到“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八字，总是困难的。《水浒传》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养，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显得极其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他们的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表现得淋漓酣畅，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民间评书有专说宋江、石秀、武松等人的，也正是发挥了《水浒传》这一特点。
《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活跃的艺术想象，加上前面所说的语言和结构的长处，在这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水浒传》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物众多而人物各自的身份、经历又各异，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金圣叹说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这在一部小说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作为梁山第一号人物的宋江，由于作者把相互冲突的江湖道德和正统道德加在他一个人身上，有些地方是显得观念化的。但透过一些不成功的笔墨，这个人物仍有其鲜明的特征：社会地位不高而胸怀远大，在正常的读书做官的轨道上难以求得成功，终于成为草莽英雄。历史上一些造反武装的领袖，很多是这一种类型。
《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人物，性格倾向十分强烈，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较少，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缺点”。因为《水浒传》本身是一部带有传奇性的小说，它的人物是理想化的人物，用浓墨重彩描绘出这些人物，显示其非凡的气质，以求强烈地打动读者，使之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对这类小说是合适的。而且应该注意到：
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虽然比较单纯，却并非写得简单粗糙。臂如李逵，作者常常从反面着墨，通过似乎是“奸猾”的言行来刻画他的纯朴。又譬如鲁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却常在关键时刻显出机智。再则，作者常常能够把人物的传奇性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结合得很好。就是说，这些英雄好汉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见到的，但在小说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因而，他们的形象显得有血有肉，生气勃勃。有些人物的性格，还是有前后变化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冲。他初出场时，因为顾恋家庭，处事十分谨慎，对高俅父子的迫害，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但他的英雄本色那时已有所显露，只是强加抑制而已。一旦到了忍无可忍之时，他的愤怒便像火山爆发，冲腾而起，再也见不到一丝的软弱。
小说中许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相当精彩。像高俅发迹的一段，写他未得志时对权势人物十足的温顺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报私仇、欺凌下属，又是逞足了威风，凶蛮无比。这种略带漫画味的描绘有很强的真实感。还有杨志卖刀所遇到的牛二，那种泼皮味道真是浓到了家。潘金莲是小说中写得比较成功的女性。虽然作者出于陈旧的道德观念，对她缺乏同情心，但从对生活的观察出发，作者还是把这个出身微贱、受尽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恶手段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写得活灵活现。后来《金瓶梅》用她作主要人物，固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也是利用了《水浒传》的基础。
《水浒传》继承了民间说话的传统、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这种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的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金圣叹把《水浒传》截到原书第七十一回为止，确有他的艺术眼光。
明代文学之水浒传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水浒传》。《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革命的长篇小说，是在长期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接近人民的作家的综合加工再创作，又经过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多次增删修改而成的。
　　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染山水泊的农民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关于宋江起义，在历史著作中有些零星的记载。《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张叔夜传》说："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东都事略·侯蒙传》说："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想见当时起义军所向披靡、锐不可当的气势。关于起义的结局，记载不一，有的说被张叔夜招降；有的说被折可存平定；也有的说招降后还被利用去讨方腊，被封为节度使。
　　从宋江起义失败到《水浒传》成书，正值女真、蒙古族先后南下，广大人民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纷纷高举义旗，结聚山寨进行反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英雄事迹，就成为人民歌颂的对象。人民群众在这些草泽英雄身上，寄托希望并以此来鼓舞自己的斗志。
　　宋末元初，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可见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故事，已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在龚开笔下的水浒人物都以流氓盗贼的面目出现，明显地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与民间对宋江起义队伍的态度迥然不同。
　　水浒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时期，也正是说话、杂剧等通俗文学逐渐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宋末元初，水浒故事已成为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戏剧相继问世。从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一条所记的说话目录看，已有"公案类石头孔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这些显然都是有关水浒故事的段落。
　　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涉及水浒故事的部分，虽内容非常简单，可能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但给我们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是现传讲说水浒故事的最早话本。其中着力叙写的是杨志卖刀、晃盖等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末尾还提及受张叔夜"招诱"，并说："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在这些戏里，水浒原来的人节度使。"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在这些戏里，水浒原来的人物故事日益发展丰富起来。水浒英雄由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又发展到一百单八人。对染山泊这块农民起义根据地的描写也接近《水浒传》了。其中有的英雄人物如李逵、宋江、燕青等已有生动的描绘。
　　施耐庵、罗贯中，就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再创作，才写成了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水浒传》。
　　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他曾参与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未必可信。但他生长淮北，时代较罗贯中为早，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当是亲身经历过的。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一般认为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中题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是它的祖本。根据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以及最后一回的诗句"一心征腊摧锋日，百战擒辽破敌年"看，在祖本里应该已经有征辽的故事。明喜靖年间百回本，在艺术上有了较多的加工。万历年间余象斗的百二十回本，又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但文字比较简略。天启、崇祯之间，出现了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除增饰了余本中"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外，其馀部分主要根据嘉靖本。明末清初金人瑞(圣叹)腰斩《水浒传》，改成七十回本，又删去了原本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怨怒的诗词，加上反动的评语，对宋江的描写也有所篡改，并添上卢俊义的噩梦，以一百零八英雄的被一网打尽结束，这显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出发的。但由于它保存了水浒故事的主要部分，文字也比较洗炼和统一，因此就成为清代最流行的本子。
　　解放后出版的七十一回《水浒传》，它以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为底本，作了些必要的校正：把金本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并把"噩梦"内容删去，将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全传》是以属于百回来本系统的天都外臣序刻本作底本，并参校了其他几种较早的本子印行，可说是比较完整的本子。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它的思想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下列四个方面：
　　(一)着重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虽然没有正面从经济关系上广泛描写阶级矛盾，但对于作为起义英雄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阶级，则有深刻的揭露。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它预示着广大人民在以这样昏君和宠臣为代表的腐朽集团统治下，将陷入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作品中的高俅，始终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出现，是贯串全书的一根黑线。他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受到皇帝的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从此更倚势恃强，与蔡京、童贯之流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小说中出现的大小官吏，多是他的亲友朋党。这里有'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他"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有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内和弟弟高廉，他们依仗高俅的权势，或在东京"任意淫垢他人妻女"，或"在高唐州无所不为"；还有仗着蔡京"泰山之恩、提携之力"，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送给东京为丈人做寿的梁中书。作品还写了一批处于社会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祝朝奉、毛太公和西门庆等，引外还有各级官府的差拨、役吏和各种各样的爪牙。这一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压迫者，形成了一个黑暗势力网，残酷压榨和迫害着人民。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上，气势磅礴地展开了。
　　小说不仅写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等奋起反抗，投身到起义队伍中来；同时写了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和一些原属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因遭受这样那样的迫害而纷纷参加义军队伍。甚至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因而像害藏"丹书铁券"的世袭大贵族柴进和将门后裔杨志、大地主卢俊义等，也都先后